暖色调的底层叙事反映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化，往往使作品形式因素变得丰富，仅从艺术上考虑，这种方式也是值得称赞的。王建平的《大过年》写年前一农村妇女对丈夫的守望。丈夫外出打工，寄回一次钱来，曾使农妇面上有光，但他这一次回来，却躲在阁楼上不敢见孩子和村人，她仍然热情地接纳了他。温亚军《下水》的主人公是一对在北京洗牛下水的农民夫妇，他们挣钱为了供儿子上大学，身上下水气味难闻，见不得人，两人却互不嫌弃，充满希望地生活着。这些作品里，下层人物令人同情，也令人尊敬，给人的感觉是复杂的。温馨气息的加入，使作品显得厚实，避免了小说情绪单向度的推进。

　　有些作品是亮色调的，类似鲁迅《一件小事》。如王祥夫的《桥》中，低调的情节向亮色发展。镇里一座无人肯修的桥上又出了事，一个青年民工掉下去淹死了。他的父母从老家赶来办理后事，痛苦之余，坐在桥上发呆。以后，他们开始自己动手建桥，寄托对孩子的哀思。两人的行动感动了全县，这次县政府一声不吭就派来工程队，开始建一座更大更结实的新桥。与《大过年》和《下水》类似，小说是逆向思维的产物，这一方式使一个普通题材放出异彩。裘山山《脚背》旨趣相似，下岗工人在街上被白领的车轧了脚，使白领夫妇紧张。他们看出他有种种迹象想利用这个机会敲诈一笔，但出乎意料，对方指望的只是小小的赔偿并感激不已。傅爱毛对苦难的体验比一般作者为多，而她的《会说话的南瓜》仍然在发掘人生的美丽。作品中那些残疾孩子们，处于最贫最弱的底层，也有残疾老人顾三爷这样的好人来怜惜他们，教育他们，给他们带来人间的温暖。实际上，在底层生活描述上，将苦难推向深渊的写法未必是讨好的写法，往往为了主题的鲜明损害了艺术的圆润。上述一些作品的经验，表明着短篇小说创作新的成长。

　　底层写作的基本意义是给予底层民众以人文关怀，使他们感到被关注、理解与尊重的温暖，无疑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所以无论冷色，暖色或亮色的写作都是需要的，没有高下优劣之别。但在艺术上，目前更需要提倡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题旨的多义化。

　　
　　现实体验的魅力

　　
　　小说家族里，短篇小说靠现实最近，现实在短篇小说多面体上折射出的光芒也最为缤纷多彩。在反映现代人新鲜复杂的现实情感方面，短篇小说无疑比长篇巨制来得灵敏、迅捷和多样。近些年来，小说情绪在悄悄变化，变得委婉、幽默、平易和含蓄，再少有激情四射之作，却显得更为成熟和老到。

　　现实小说里少不了反腐小说，少了这样就会显得不现实。不过反腐小说正在软化，显出豁达和中庸。陈世旭的《一看就是个新警察》，写一个“新警察”与他的局长过不去的事情。他种种“不识时务”的做法让人误认为是新警察，却已有十年警龄。篇名出自手机短信，构思则别出心裁。张笑天的《VISA卡悬疑》写一个小小的林场场长陪局长出国的经历，他在受宠若惊之余，发现自己此行的任务是报帐。关键时刻，他将VISA卡扔掉，天才地制止了一场公款消费的危机，读来妙趣横生。两篇作品都不是写局长为主，是写局长身边的小人物为主，写他们在良知与妥协间的选择。这是改善反腐小说内部结构与重心的一种努力，因为，“反腐”毕竟是社会学命题，小说专写反腐是没什么意思的。

　　孙春平的《换个地方去睡觉》和乔叶的《最后的爆米花》反题正作。沥青厂在改制中上了当，影响到职工们的生计，贺厂长退休后才发现自己责任重大，以“换个地方睡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立场。女出租车司机被害，终未破案，父亲提前退休，装扮为爆米花老头，四处游走，终于协助警方抓获凶手。这些作品的创作由社会问题引发，但避免受社会性情绪控制，努力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写作。这方面金仁顺的《松树镇》更纯正：摄制组到小镇上看外景、选演员，相中了镇中学的几个学生，以后便不见踪影。摄制组是个草台班子，遇上了投资方撤资。小小的偶然事件，竟改变了一个女学生的人生轨迹，十年后，女学生因想上电视而犯罪。所谓纯正，也表现在一直在写人物，写摄制组纷乱的、指向不明的行迹，各类出场人等的面目，使人记住的也是人物，以及他们相互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