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正当我生意兴隆的时候，出乎意料地接到一封来自安徽安庆的信。这是1857年我在上海结识的一个老朋友写来的，他曾任属于上海地方会馆的第一艘中国炮舰的管带，这时已晋升官阶并且做了曾国藩的幕僚，此人名张斯桂。张某在信中说，总督曾国藩授命他写此信，因为曾国藩曾听到有人谈起我，很希望见见我，因而请我到安庆去相会。接到这封信后我有些举棋不定了，自问：这样一位大人物为什么要见我?是不是他风闻我曾去过南京，并且到过叛军(指太平天国的军队——编者)属区太平县收购茶叶?会不会是他听说我曾接近战区，与叛军有联系，现在以礼相请把我骗去杀头呢?但是，我与张某相交有年，很了解他的为人，当不至于做卖友求荣的事。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在尚未十分了解这位要人约我前往的目的以前，暂时不接受这个邀请。

　　两个月以后又来了第二封信，催促我尽可能早日去安庆。在信里还附有一封李善兰的信。李氏是著名数学家，也是我在上海时认识的。他信中说，他曾在总督面前提到过我，并说我曾受过西洋教育，我曾在1857年为赈济灾民募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我急欲为国效劳，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等等。他说总督将委我以重任，并且这时研究机械的华某和徐某也都受总督之约正在安庆。李善兰的信使我对总督的疑惧顿时冰释，清楚了他邀我去安庆的目的。

　　在复信时我说明两个月以后当可清闲，必定起程前往。但是这第二封复信似乎还不能满足曾国藩要会见我的迫切心情，七月间又接到张某的第三封信和李某的第二封信。这两封信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总督的意图。他要我完全放弃经商，到他手下的政务部门工作，并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安庆。对于这出乎意料的机遇，必须当机立断，我很清楚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做靠山，我的教育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我立即复信表示荣悉总督盛意，告知经仔细考虑，我决定一结束商业事务就前往安庆他的大营。虽然处理这些事务还需一整月的时间，但至迟不过八月我当可以动身。事实上，这就是我迈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我结束了九江的商务以后，乘船于九月到达安庆。在曾国藩的大营遇到了我的朋友张斯桂、李善兰等。他们告诉我说，总督自从听说我曾游学美国，近6个月来无时不在盼望见到我，因此张、李二人连寄三信催促。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总督除了出于好奇心想见见我这个受过西洋教育的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他们都意味深长地笑着说，等我和总督见过几次面之后，自会明了。

undefined undefined

　　第二天我见了总督。略事寒暄，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他默默无言微笑着坐了几分钟，好像看见我来，感到非常高兴，但同时他那锐利的目光却在上下打量我，当时我虽然没有面红耳赤，但确已非常不安。他开始向我提问。

　　“你在国外待了多久?”

　　“为了接受西洋教育，我离开中国8年了。”

　　“你愿意做个军官吗?”

　　“我若有这种资格当然愿意，但是我从未学过军事学。”

　　“我由你的外表判断，你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军人，因为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的具有指挥才干的人。”

　　“承蒙大人过奖，可能我具有军人的勇敢，但是我确实缺乏军事锻炼和经验，恐难胜任。”

　　在他向我提出从军这个问题时，我以为他果真是要我随他一起抵抗叛军。但事后那几位上海朋友对我说，我完全想错了，他只不过是为了试探我是否倾向于军事方面。但是听了我的回答明白我别有所图的时候，他就不再谈这个问题，只问了问我的年龄和是否结婚。初次会见就此结束，历时不过半小时。

　　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两个星期，有很多机会和我那些上海朋友见面，因此无意中发现了曾国藩要我入政界的目的。看来我那几位朋友大概常和总督一起商谈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的事，但是尚未决定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有一天，他们请我吃晚饭，又谈到建机械厂，并暗示我，总督下次再见到我时，还要和我谈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精于此道，我的意见和建议没有考虑的价值，但是以我个人在美国的观察和根据一般常识性的看法，我认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机械厂，应该是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类似的分厂的机械厂，由那些分厂再去制造供应特殊需要的机器。简而言之，他们应建立一个一般性的基础性的机械厂，以便生产专门机械。一个由各种不同类型和型号的机床、刨床和钻孔机组成的机械厂，就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机器。我对他们说，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许多初步的或基础性质的机械厂，有了这样一个厂(而且应该是一个第一流的厂)之后，可以把它作为母厂由此再产生其他更优良更完善的分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