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把握人生”，我在和《山东文学》亲密联系30多年（“文革”活动除外）的具体实践中，深刻地体味到其中的真谛和内涵。
　　1964年，《山东文学》3月号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鲁风出题，我来撰写）《巧姐送稻种》，自此我和《山东文学》结下了血脉相认，棒打难舍的骨肉情缘，也由此引发了我青年时代一系列接连不断、悲喜交织的曲折变故……
　　那时，我刚担任民师，鲁风则任团支书，由乡村提倡喜事新办，移风易俗为诗题，我便以未婚女青年携带礼品（嫁接的新稻种）走婆家为情节反复琢磨、构思，一天清早四点多钟，我头脑中突然“灵感” 初访，凭空冒出两句话：“金秋喜事双临门，庆丰鼓把你接来家”，我便以此为“诗源”，由后向前“推进”，总共写了4节，40来句。寄出一个多月后，诗稿在刊物第三页刊登，从此喜事便接二连三的前来登门造访。
　　刊物收到的当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校园一片欢腾，老师们竞相传阅，语文老师魏玉明先用标准的普通话站在椅子上向大伙朗诵了一遍，随即，书法流畅俊秀的王淑芬主任便用行书抄在了学校的黑板报上，（我于次日下午抄在了大队的黑板报上）结尾并注明发表刊物，时间；美术教师程白省用彩色粉笔把发表的压头题图绘在诗歌旁边，以诗配画的形式展现于师生面前，喜讯即亮翅般飞遍校园内外，校长李毓宝称赞我“有才气”，乡亲们则夸奖我为“小秀才”。
　　下月，《山东文学》又发表了我的新民歌《楂树谣》；《大众日报》刊登了诗稿《民办教师》。同时收到《送稻种》的稿酬48元。当时民办教师最高的才拿月薪36元，爱说爱笑的董老师则张罗着要为我祝贺一番。于是我便掏出稿酬的一半让炊事员买来酒菜，让全校教师在星期六的晚上畅杯痛饮了“庆功宴”……
　　创作屡屡成功，每一次发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加油”、“充电”，我在寒舍陋室挂上了“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朝无诗”的条幅。
　　六月中旬的一天，泰安地委文教局的两位同志大汗淋漓地前来学校要找校长为我搞“政审“，结束后，又和我面谈：“你很年轻，搞创作大有前途，但不要骄傲。你是泰安专员公署头一位在省级报刊发表诗稿的作者，为章丘县争了光……”
　　同年12月号《山东文学》，又刊发了《山村放映队》一诗，中旬我和鲁风参加了泰安地区召开的“地区文学创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在大会上我代表章丘做了创作经验介绍，同时被授予地区文艺创作一等奖。回来后，县里又召开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我和鲁风被评为全县文艺创作积极分子。
　　时隔不久，歹运竟蓦然降临到我的头上，一天傍晚，相公公社农 中的一个学生竟跑到相公庄小学校长办公室前贴出了全校首张大字报“打倒反动黑秀才王绍忠”，我犯了什么法？百思不得其解，那夜我通宵难眠，在床上痛苦地骨碌了一夜……
　　阴历年底，县教革曹主任到相公庄教革检查工作，他得知我的近况后，对镇教革李孔华主任说：“绍忠给省刊投稿犯的是哪家法？他是个人才，我们应把他‘保’起来。明日，以县教革的通知为名和大队协商，让他尽快返校！”就这样，三天后，我接到镇教革的调令，由相公庄小学调相公庄联中任教。
   这时，我接到《山东文学》易名为《山东文艺》，以报纸的形式筹备试刊发行。我蓦然象从睡梦中苏醒一样，混沌的头脑立刻变得思维敏捷起来。我激动的废寝忘餐，为试刊准备“献礼”稿件。
　　诗稿很快创作完成，我利用星期天到编辑部送稿，我先自报家门，编辑一听马上起身倒水、让座，亲切的攥住我的手说：“我是苗得雨。”站在面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竟是闻名全国的沂蒙“孩子诗人”，我激动的竟一时语塞。他记忆十分清晰地说：“你当年写的《送稻种》是我首先从来稿中发现的，很有乡土特色……。”我给他留下诗稿，他审阅了一遍说：“今后写诗要注意升华！”“捧起讲话周身暖，满身豪情一身胆；短诗权作冲锋花，民歌就是装甲弹……”全诗六节，在一周之内便在试刊号上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