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可以这样说，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不像现在这样起点高，那时写诗就好像有一个现成的套子：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去写那种不太深刻而较直白的东西。翻阅报刊作品，虽然大都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也不乏气势，也很抒情，但总觉得离不开歌谣体旧的套路。
 　　正当我继续在业余创作“老路”上停步不前的时候，1982年3月的一天，《山东文学》副主编、诗人莫西芬来到费县，他一方面是为了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休创作假，另一方面也是为指导我和李传启等业余诗作者。我们直奔县政府招待所的205房间。见我们到来，他赶忙走上前同我们热情握手，只见这位诗人身材高高，虽然来自省城，却穿一双普通布鞋，黑色鸭舌帽下，那双眼睛透出些许智慧，而满面的笑容，则标志着他的谦和与慈祥。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位多么热情可敬的师长！
 　　三句话不离本行。几句寒暄之后，立即进入了主题：他同许多极善于情绪激动的诗人一样，以特有的兴奋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谈话，除全面给我们讲述了当时中国诗歌界的许多信息外，重点谈及了诗歌如何突破，以及不突破就没有出路的大问题，他并结合突破问题，介绍了部分诗人的优秀新作，使我们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在此基础上，莫老以对我们业余作者特有的关爱、真诚和坦率，指出了我们几个人创作中的症结所在，尤其是对我这个小有名气的老作者，更是直言不讳，一针见血，他生怕我掉了队，毫不客气，十分尖刻地说：“任志玺，你太保守了，你怎么老是走老路呢？你就不能变变样吗？老是写那叙人、叙事的‘七字句’，绝对没有出路的，你得赶快突破，坚决突破，半点都不能犹豫，知道吗？”我边聆听他的教诲，边不住地点头，可到底如何突破，心里没数，忙对莫老说：“我也很想突破，可怎么个突破法？心里没底。”莫老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人非圣贤，没有生而知之，只有学而知之，中国诗坛上有那么多诗报诗刊，那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中外有那么多的优秀诗人，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你用心研读他们的作品，自然就会受益，就会指导自己弃旧图新，使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莫老的教诲语重心长，既指出了路子，也交给了我“开锁”的“钥匙”。那次谈话结束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我回到家里，几乎一夜未眠，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此后，我开始阅读大量诗歌报刊作品，并对照自己写的东西进行反思，我终于发现在此之前自己所写的作品，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这完全可以用一句话四个字来概括，即：浅、直、露、旧，并进而发现过去那种“叙”的写法，是导致浅、直、露、旧的根源，要突破自己，必须改“叙”为“议”，尤其是“深议”，能极大地开阔诗的内涵，是变过去的那种“白开水”诗为“浓香酒”诗的极佳手段，这就有赖于从写法上进行彻底的改革。
 　　认识是突破的根本和前提，从此以后，我真的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全新的诗人，与过去相比，可以说是“面目全非”，其突破的幅度之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年一大步，记得当时在谈起此事时，我曾兴奋地跟诗友们说，如果把82年莫老来时我的作品比作还在一层楼上的话，那么，仅几年之后，我竟攀登上5层楼了！
 　　我自幼生长在沂蒙山脚下，对农村、农民、农业再熟悉不过，因此在我的诗歌创作中，乡土题材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围绕乡土诗如何突破这个问题，我有自己明确的观念，这在我发表于《作家报》上那篇《我的新乡土诗观》中已写得很清楚了：“何为乡土诗？新乡土诗已不再等同于民歌及歌谣体了，所谓乡土诗似主要是指在题材上，要取材于乡土，取材于生活、时代和社会，但在表现手法上，非但不能‘土’，恰恰相反，而是要‘洋’一些，即用最新鲜的手法，生动而鲜活地表现乡土内容，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乡土诗从旧的壳子中蜕变而出，成为受人喜爱的新乡土诗，成为树梢悦耳的诗之新蝉。”对以上主张，我立说立行，在创作中大胆实践，写出了诸如上述所列举的众多新乡土诗，我以为只有不断改革，才能推动乡土诗向前发展，否则，突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点上我要感谢《山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