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历史主义把文本创作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作者受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生存状态的影响，但同时凭借自身的人格力量又会不断挑战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应将《野草在歌唱》的主题内容与多丽丝·莱辛英裔白人的特殊身份联系起来考察，发现作者独特的思考。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英裔白人；种族歧视
　　
　　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以一名白人主妇被黑仆杀死的案件为中心展开，作品带有浓厚的社会与政治批判色彩，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和评论也多集中在后殖民主义、种族制度、心理分析、叙事策略等方面。该作品揭示了南部非洲英属殖民地错综复杂而尖锐对立的种族关系，但“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生命经历的个人，莱辛的小说中除了这些普遍性的社会历史内容之外，还有着作家灌注于作品之中的个人独特生命体悟，而这是与作家的多元文化背景分不开的。”[1]新历史主义把文本写作的过程看作是受历史决定并影响历史的文化活动形式，作家凭借自身的人格力量不断地挑战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生存状态的影响[2]，因此作品的建构必然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处境密切相关。将《野草在歌唱》的主题内容与作家英裔白人的特殊身份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作家特殊的视角，从而对莱辛及其作品取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 南罗得西亚英裔白人的特殊性
　　莱辛是在南罗得西亚白人社团中长大的，作为英裔白人作家，莱辛的故事自然是从白人的角度展开叙述，《野草在歌唱》对南罗得西亚白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白描式的呈现，因此可以说作品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这群特殊的英裔白人群体。
　　南罗得西亚的英裔白人之所以特殊，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与其它殖民地英裔白人不同的历史和现状：南罗得西亚曾是大英帝国殖民者的天下，与其它地方的殖民者相比，这里的英裔白人有许多值得夸耀的地方：首先是这里的英裔白人都有着良好的出身，与美国人、澳洲人相比，他们的先人都是贵族出身、大庄园主或清清白白的自由平民；其次他们对原住民很“绅士”，从未象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殖民者那样对土著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最后是这里的英裔白人始终在该国占少数，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白人在进入殖民地不久后就已取代当地原住民成为绝对多数。
　　可能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这里的英裔白人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能够说服自己（这在征服者中司空见惯），被征服者是低等民族，白人的监护是他们的福气，面对更优秀的文明，他们必定会心悦诚服，感激涕零。”[3]所以在南罗得西亚独立以前，这里的白人坚信其管理优于任何一个其他的由白人统治的国家。他们坚信自己为这个国度以及生活在此的原住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并带来了福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罗得西亚的原住民对他们不是感激而是仇恨。与英属非洲其它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获得民族解放、摆脱殖民统治不同，南罗得西亚的黑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最终迫使大量白人因为恐惧黑人的仇恨而逃离了这个他们曾热爱着的土地。
　　二、英裔白人的异化
　　南罗得西亚的英裔白人在黑人异域文化的藩篱中为维护其种族身份的“正统性”而发生了异化，白人社团总是“通过对黑人文化的厌弃与否定，对黑人人格的诬蔑与贬低，来表达对土著文化的蔑视与践踏，来凸显其身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地位的优越性。”[4]同时他们认为白人的优越性必须通过种族压迫和剥削，也就是种族隔离制度来维系，因此“非洲人身处贫困之境是被神圣认可的；．．．．．．种族主义和对非洲人的压迫就成为维持白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5]在南罗得西亚“白人和黑人完全隔离，住宅区、商店、马路、公园、海滨、公共交通等等，都有两套系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6]这里的英裔白人与英国本土白人已越来越不同了，正如莱辛在一次采访时说的那样“一些在英国很平常的人，到了南部非洲那样广袤的空间里，能够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个性或怪僻伸展扩张。”[6]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塑造的查理·斯莱特，曾经的伦敦杂货铺里的伙计，一个地道的伦敦人，在非洲待了二十年后，磨练成为一个“粗鲁蛮横、心肠铁硬的人”，极力主张用犀牛皮皮鞭来管教黑人和经营农场，认为“如有必要，打死人亦在所不惜”，完全沦为丧失人性、冷酷无情的殖民制卫道士。一些保持良知的英裔白人，在这样“一个种族歧视微妙复杂的社会里要想生活下去，”[6]只能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离开。比如《野草在歌唱》中托尼·马斯顿，一个刚到南罗得西亚不久就见证玛丽之死的年轻人，一个曾满怀正义来南罗得西亚寻梦的绅士，最终不得不向当地的“白种文化”屈服，“在他本来认定的标准”与“他在此地学会的标准”之间起激烈冲突时，被迫放弃曾经的是非观念而选择了对玛丽之死的真正原因保持缄默，“‘白种文化’决不允许一个白种人――尤其是一个白种女人和一个黑人发生什么人与人的关系，”[7]与黑人接触致使其种族的纯正性被“玷污”在白人群体看来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他们要极力掩盖玛丽因背叛黑人摩西而遭其报复这样的丑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莱辛通过托尼·马斯顿展示了自己的苦闷与困惑，尽管对这样荒谬的“白种文化”十分愤慨，却无技可施。因此莱辛无奈地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那十万白人，怎么可能让五十万黑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只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我当时生活在一种怀疑状态里……怀疑之后是愤怒，然后是‘你又能怎么办呢？’的问题，催眠术一般让你无所行动。但当时我又能采取什么行动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