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论稿》是一部多方互动的文学文本，是评论家、作家、编辑三方，甚而加上读者群四方的互动。几方互动，激发了强大的力量，促成了《〈大秦帝国〉论稿》这一生命充盈的文本。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下的文坛也成为了此语的实验地。与此不同，《〈大秦帝国〉论稿》则见证了作家、编辑、评论家齐心合力的场景：评论家向作家、编辑提出自己的问题，把自己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提供作家、编辑；作家向评论家提供自己的创作理念、创作心得，详说创作的细节；编辑则把自己的编辑手记、收集的反响、评论以及个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评论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评论家李衍柱教授、作家孙皓晖教授、责任编辑许华伟用《〈大秦帝国〉论稿》诠释了两千多年前《诗经》场景。

　　《〈大秦帝国〉论稿》的第七章为“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和对话：李衍柱与孙皓晖、许华伟的通信”，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特色、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火花。三方何以能够合作？合作的成效何在？从《〈大秦帝国〉论稿》创作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到有价值的启示。

　　其一，“同情”的态度，宽容的精神。编辑许华伟在致李衍柱教授的信中，几次讲到：“您尽可以严厉地批评，只要是文学范围内的批评，孙先生和我们都很欢迎。您尽管放手来写。”作家孙皓晖对李衍柱教授致敬：“你的研究文章出来了，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的精神。”李衍柱教授的文字中，始终贯穿了发自内心的对作家的尊重，对编辑的感激：“创作与批评是驱使文学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世界文学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文学艺术在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是创作与批评两个轮子同步飞转，文学巨匠与批评大师都同时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一年多来我对《大秦帝国》的阅读和研究，更深切地体验到搞文学理论的人，如果自己不搞创作，起码应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理论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在自己的实践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真理性。理论批评工作者与作家的关系，不是雇佣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不是打杀、骂杀与捧杀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互动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对话过程中，只有当双方都视对方为‘知己’、‘知音’的时候，彼此才能从对方那里获得新需要、新的鼓舞和新的动力。这一点我本人在与孙皓晖相互通信对话中，深有体会。”

　　其二，批判的态度，自省的精神。如何能够同情？如何能够宽容？李衍柱教授进入《大秦帝国》的批评与研究，恰恰是怀着批判的态度，带着自省的精神。他的批判，是理性的辨析，这其中即有对当前文学批评状态的不满，如“红包批评”、大棒批评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一种对自我的审视，是一种毫无保留的自省。康德在走上批判哲学之路时，曾给自己提出了四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康德的批判，即是理性的辨析。李衍柱教授也给自己提出了三个问题：我知道些什么？我当前迫切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希望和追求是什么？并认同于狄德罗的话：“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怀疑。”李衍柱教授自省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对“文艺理论有什么用”问题反复思考。他把《大秦帝国》的批评与研究作为自省的机遇与平台，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他的“感谢”。他在《跋》中曾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实际就是一个人类不断地从愚昧走向光明的思想解放过程。每个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是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地走在大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去干自己想干和应该干的事情。”作家孙皓晖也定会认同这种观念，面对李衍柱教授的学术批评，他的反应也屡屡是“先反思自己”。批判、反省，批评家与作家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上达到了共识：一是文学层面上，两者都认同于大文学观，而不是时下语境中的纯文学观。作家孙皓晖在信中写道：“先生的基本意见是：《大秦帝国》的文本形式，远远超越了纯文学作品。这种超越与溢出，体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体种类归纳的丰富性……《大秦帝国》的呈现方式，是一种大文学观。”二是在中国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的层面，两者都把大秦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史一个重要的阶段与个案。孙皓晖的话是：“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李衍柱教授也认同，秦朝的历史彰显了中华原生态文明的重生与再造。”作家把《大秦帝国》的写作当作中国原生文明的探寻历程